上层建筑_中华帝国两千年，上层建筑是“秦制”？经济基础却隐含另一套规则

好多公知总说，政府就像个物业公司，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官员就是个“楼管”，是给“业主”服务的，刷不到好评，就该撤换。

这话放在别的国，可能都对；放在中国讲，还真不对。

要不然你看，国外的王爷们，怎么都那么卑微呢？

英王查理一世缺钱了，被迫召开“长期议会”，想多收点“物业费”，结果和议会撕破了脸，被克伦威尔砍了脑袋；

法王路易十六也缺钱了，只好召开三级会议，也想多收点“物业费”，结果触发了法国大革命，自己也上了断头台；

“美王”华盛顿打赢了独立战争，但欠下一屁股债，只好解散了手下的“乞丐兵”，捞了个不恋权位的美名，回家种地去了……

但在中国不一样。

从两千七百多年前开始，中国就开创了世界上最早、最成熟的“国有专营”制度，大把的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那就是给国家创收搞钱用的，还真不是单纯的“物业公司”这么简单。

管仲

都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其实话只说对了一半，“上层建筑”是秦国那一套，但“经济基础”，更多的还是“齐政制”，也就是当年，管仲和齐桓公在齐国搞的那一套——

国有专营、盐铁专卖、宏观调控、价格干预、大基建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等等经济政策，根本不用解释，今天的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然的话，手里没钱，你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又能比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强多少？

所以李鸿章他们刚开始搞“洋务运动”，其实不算啥新鲜事，不就是新开了几家“官企”吗，运行模式古已有之，无非就是技术和产品新一点，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

直到1872年筹建的“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跳出了“国有专营”，创造性的提出“官督商办”，这才开创了一番新气象，后来也被李鸿章视为，是自己办洋务最得意的手笔。

李鸿章

什么是“官督商办”？

其实就是官民合股开公司，但是官府只要分红，不干涉日常经营，只派一些代表进驻，领头的叫“督办”，监督“国有资产”保值升值，顺带协调一下政商关系，如此而已。

公司则按照自己的章程制度，自行管理、自负盈亏。

这个事今天看来平平无奇，但当时洋务运动的新式企业，一水儿全是官办，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吃了“股份制”的螃蟹，拿出了股份制的公司章程，开了风气之先。

最早写这个章程，把领导的构想落到实处的，正是李鸿章的“钱袋子”：盛宣怀。

但公司创立之初，还是“打天下”的阶段，不能搞“任人唯亲”，于是在1873年，李鸿章聘请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的总办、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公司总裁、副总裁，盛宣怀当时也被委任为会办，排名在徐润之后，最多算是三把手。

老年盛宣怀

不过盛宣怀一点儿也不冤。

唐廷枢之前受聘英国怡和洋行，把航运线路从上海做到了福州和马尼拉，徐润则出身宝顺洋行，开辟了上海到横滨、长崎的远洋航线，轮船招商局主打航运生意，请这两位大神，简直太合适了。

事实证明，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能力绝不逊于那些老洋行。

当时长江航运的“双寡头”——旗昌洋行和太古洋行，很快就被招商局抢了蛋糕，后因经营不善，太古的股票，100两面值已经跌到了56两，几乎腰斩；旗昌的股票，100两跌到70两，跌了30%。

后来旗昌干不下去了，干脆把航运业务以220万两，卖给了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旧址

招商局当时总资产才75万两，闪转腾挪玩了一出“小鱼吃大鱼”，放到今天，也是相当精彩的企业并购案。

并购之后，唐廷枢还从竞争对手太古那里，挖来了管理层核心、著名买办郑观应，之后又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双寡头联手，垄断了长江航运市场。

那段时间，招商局利润连年大涨，正是黄金岁月。

但是郑观应过来入职之前，提出了著名的“郑观应之问”，却成为招商局，也是一百多年来，所有的民营企业，头顶上的一丝乌云。

郑观应是这样考虑的——

第一，所谓“官督商办”，最终决定权还是归“上边”，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变故？能不能像外资公司那样，遵守契约精神，保护私有财产？

第二，招商局的“后台”是李鸿章，“官督商办”就是他提出来，自己当然不会违背，但如果有一天李鸿章失势，后来者不问是非，随意插手公司事务，该怎么办？

郑观应

唐、徐两位职业经理人，按照商业逻辑，简单粗暴的回答了“郑观应之问”，那就是：国退民进，干脆将企业全面民营化。

1882年，唐、徐、郑三位职业经理人，联名给李鸿章打报告，提出把公司里的国资股份，按年返还、逐渐清零，给公司改制成纯民企。

要不怎么说，这“喝洋墨水”的人，不了解“中国特色”呢？

你说李中堂为啥费劲巴拉，要办航运公司？

就是保护南粮北调的漕运安全，防止大清朝被洋人“卡脖子”吗。

招商局的第一桶金，又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国家每年划拨40万石的江浙漕粮运输指标，给招商局专营吗？

没有国家计划支持，你怎么在长江上和各大洋行PK？

说什么“股份制”？

孙猴子根本就没出“国有专营”的手掌心。

谁翅膀硬了，想要单飞，“国资办”有的是手段办你。

既然是“官督商办”，招商局的关防印章，都在那些“督办”官员手里攥着呢，盖章审批的时候，处处为难一下那些洋买办，自然手到擒来。

到1884年，“常务副总裁”徐润挪用招商局公款，在上海滩炒房，被盛宣怀告发，徐润因此被公司罢免了。

讽刺的是，徐润本身也是招商局的股东，有大把的股权，还有每年的分红，按公司章程，这些资产本来就该是人家股东的，和挪用公款是两码事，而且价值也超过挪用款的几倍。

但是不行，官方施压，给了徐润一个净身出户，一个大子儿也不能从公司拿走，还要逼着他变卖房产，还了欠债。

第二年，唐廷枢也被排挤走了。

此后一百多年，这类情景反复重演。

于是，李中堂的“自己人”、公司三把手盛宣怀上位，同时兼任督办和总办，大致上说，既是监事会主席，又是公司总裁，自己监督自己。他还逼迫其他私人股东撤股，原本的“民营化”，反倒成了“国进民退”。

这是“郑观应之问”的第一次应验，官僚主义战胜了企业家精神，所以后世学者评价说，这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

盛宣怀官服像

盛宣怀和“洋买办”截然不同，他爷爷在浙江当过知府，老爹官至湖北粮道，是个正儿八经的“官二代”，所以他的经营理念不用说，一定是“官商化”。

于是乎，轮船招商局很快就成了现代“国企病”的集大成者，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裙带关系盛行。1908年的数据，仅招商局的上海总部，就有各类管理人员207人，总薪水高达7.4万两/年。

至于贪污腐败、夹带私货、跑冒滴漏、以权谋私，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上行下效互相攀比，你要两袖清风，反而成了不入流的另类。

就这？

经营能好到哪儿去？

到最后，就连“喂到嘴里的饭”，都咽不下去了。招商局承办的官府漕运业务，这可是垄断专营啊，竟然也能干亏损，十几年里，亏了近百万两白银。

后来袁世凯练北洋新军，也不敢“烦劳”招商局了，私下里，是找各大洋行来运军粮。到1902年，太古洋行已经占据了大运河漕粮运输业务的六成以上，大清朝的大动脉，实际上已经被“卡脖子”了。

袁世凯与洋人

这还只是“内忧”，更大的“外患”，就是官府自己。

满朝文武都知道，招商局是能下“金蛋”的鹅，都想来“提款机”上薅一把，各种提留、摊派、逼捐，成了日常操作。

比如盛宣怀兴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公共图书馆等等社会事业，每年从招商局拿走的“捐款”，都不下几万两。

后来袁世凯接替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那就更“不见外”了，运送官兵和军需品、承运外国使节出访游历，这些活从来不少，而且从来就不给钱。

1899年的数据，企业年利润里有81%，都被官府以各种名义切走了，只有19%，能按照股权给股东们分配。

1909年的数据，官府历年摊派给招商局的杂费，足有130多万两，超过公司总股本的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后来招商局已经烂到什么样了。

眼看甘蔗就被嚼成渣，没多少油水了，在股东们的力争下，直到1911年8月，大清朝距离灭亡还有不到半年，这才颁布新章程，准许变卖招商局，将其全面民营化。

但是，要不怎么说企业难办呢？

转过年来的1912年1月，中山先生就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店开张没钱不行啊，第一个想到，就是“大金鹅”招商局，内阁会议居然决议，把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人，筹款1000万两，要求董事会在48小时内答复。

陆军总长黄兴还特意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如果招商局不答复，就派军队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郑观应之问”的再一次应验——

原则上来讲，招商局是民营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不是荒郊野外的无主物，国家要抵押、要筹款，也不是不可以，但总要给股东们解释清楚吧，总要拿出价值对等的担保吧，总要承诺一定的利益补偿吧？

一言不合，就要“抄家”？以后谁还敢在你地面上盖房子？

正要擦枪走火，洋人出面了，因为英美不愿意看到招商局被日本人控制，沾这个大便宜，于是积极干涉。国府这才做出了让步，派汪精卫、陈其美和招商局董事会谈判，最后决议“借款”50万，给沪军都督府做军费，承诺将来连本带利，由国府偿还，风波才算平息。

但乱世之下，招商局就像一块肥肉摆在那里，虎视眈眈者不在少数。

直到1932年，蒋校长玩了个绝的，派人刺杀了时任招商局总办、老同盟会员赵铁桥，以铁血手段实施斩首行动，后来用三个月的时间，这才再次把招商局收归国有。

当然，那就是另外的一篇文章了。

那么元芳，你说，类似这样的事，还曾经有过吗？以后还会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