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只上市股票(证券史之中国第一股的故事)

1986年11月，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凡尔霖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这次会面时凡尔霖赠送了一枚纽约交易所的徽章作为礼物。作为回应，邓小平赠予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用这样一种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这一举动也奠定了该企业成为新中国历史第一股的地位，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证券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图为飞乐音响的股票凭证

其实回顾历史，飞乐音响的成立与成为中国第一股的过程充满了偶然，颇具戏剧性。要讲明白飞乐音响的传奇经历，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上世纪80年代。

一、敢想敢干的新厂长

说起飞乐音响的诞生，就不得不谈起上海飞乐音响的第一任厂长秦其斌。秦其斌，1940年出生,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依旧刻苦学习，于1958年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工作。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上的逐渐放开，20世纪80年代城市改革的浪潮开始涌动，全国各单位开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干部。此时作为稀有的大学生，思想活跃的秦其斌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随后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原国家领导人吴邦国当时是元件公司的副经理，是秦其斌的上级领导。

当时工业系统推行“学大庆学首钢”，在这种环境下，上海无线电子厂响应号召开始大搞企业改革，于是在原岗位上屁股还没焐热的秦其斌被派去蹲点，落实经济责任制。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获取了一些企业改革的思路，例如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等。蹲点结束后，秦其斌面临新选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提出想到基层做点实际工作。

1983年初，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第一副厂长，在那个年代第一副厂长是意味着要接班的。于是一年后43岁的秦其斌接任了退休的老厂长成了电声总厂厂长。

此时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虽然是上海最大的声音元器件生产工厂，但其主营业务却相当简单，是专门做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三机配套的扬声器。刚刚上任的秦其斌充满干劲，他看到当时的上海音乐茶座非常火爆，于是产生了另外开办一个工厂，把飞乐的喇叭、放大器、调音台合并做成音响系统的想法。

这一想法虽然获得了上级的同意，但却苦于缺乏资金，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秦其斌苦思冥想，想要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巧合的是一次在上海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时，秦其斌听一些老工商业者聊天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此时的秦其斌并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他以为是一种集资的凭证，类似于债券和国库券，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也正因为懵懂无知，所以秦其斌才有了通过股票募集资金的决定。此时的总厂党委书记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表弟，而厉以宁的研究方向正与股份制有关。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向上级申请用股票的形式集资，当时这种办法还不叫股份制，被称为集资搞新企业。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出台了关于社会集资的办法。上海工商银行分行静安营业部信贷科黄贵显、强纪英在听说了此事后，找到秦其斌询问集资的事情，同时表达了想要入股这个新企业的想法。有了静安营业部银行方面的支持和参与，秦其斌对此更有信心。再后来秦其斌向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的吴邦国汇报，吴邦国听完汇报后并未说太多，但是说“我支持”。

1984年11月14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总厂三分厂、工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办工会发起设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拟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飞乐音响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也是上海市首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

二、波折中前行

在企业内部认购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当时员工月工资四、五十元，哪怕厂长也只有六七十元。因此要职工拿出50元、100元来买股票，许多员工很舍不得，也不放心。不过此时的工厂生意火爆，仗着效益有保证，秦其斌做出“保本保息、股份可转让”等承诺，并且预设的股息也高于银行同期存款，于是内部职工积极入股。

秦其斌还跑到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女士家里去，将此事告知，还邀请她做名誉董事。荣漱仁女士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说；“好事啊，我也买你们的股票。” 于是她让先生拿出1万元认购飞乐音响股票。

公司成立的过程中也颇费周折，在去工商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问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 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在当时的登记表格中只有国营、集体和私营三种所有制。没有办法，秦其斌考虑到公司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就那登记“集体”吧。这次选择虽然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秦其斌没想到的是此事为后来第一次分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很显然，当时的系统还没有做好匹配变革的准备。

11月18日飞乐音响开业仪式上，上海市主要领导吴邦国、黄菊、朱宗葆、陈沂等出席开业典礼并发表致辞。此事吸引了很多记者，他们感兴趣主要是迫切的想要听听市政府领导发言时怎么讲股份制。

只见吴邦国从口袋里掏出发言稿，他要求飞乐音响今后要抓好质量，做好服务，提高效益，对于股份制和股票一字也没有提。记者对此很失望，以至于连飞乐音响开业的新闻稿都发得很短。现在看来少说多做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政治智慧。

三、被“骗”向大众公开发行

其实股票向社会发行完全是一种偶然。据秦其斌回忆，当时《新民晚报》的记者潘新华在听说消息后跑到厂采访。他问道：“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秦其斌回答：“是有这么一回事的。”记者又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当时股票是决定内部发行的，没有想向普通老百姓发行。但秦其斌想内部也是社会，而且还有其他单位参股，可以算是“社会”了，于是随口回答：“是啊，是向社会发行的。” 结果第二天《新民晚报》头版上就登出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消息，还有很多市民打电话到报社和单位，问什么时候发行，怎么认购。

就是这样的一个偶然，逼着飞乐音响后来不得不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厂党委组织开会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个人发行，后来半天就卖光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月后的1985年1月，上海第二只由街道工厂变身的延中实业公开发行股票时，认购长龙"从江宁路排队弯到南京路”，绕了好几条街。

四、分红遇阻

作为标杆的飞乐音响的确不负众望，一年后每股就积累了35元的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秦其斌说：“当时想既然是股东，就该有回报。那时还是小姑娘的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张宁等人来讨论，提出现金分红加送股再加配股”。

于是，飞乐音响第一次股东大会就这样召开了。那天，秦其斌从武夷路174号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达延安路，偌大的儿童艺术剧场已经早早地被坐满，原来几乎所有的股东们都来了，“最后这一分红方案获全票通过，大家拍了好长时间的手”。

但是在计划年代，各个部门之间壁垒森严，税务和工商根本不管发股票的事。飞乐音响第一次分红引来了静安区税务局的查账。税务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跑进办公室，他上衣纽扣敞开着，质问秦其斌：“你们怎么私分国有资产？”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单位，是集体的。”工作人员大声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于是秦其斌只好认罚，写检讨并缴纳罚款。

五、名动国际

一天秦其斌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将公司股票送交北京进行评选。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众多股票被送选，飞乐音响只处于第二批提交的名单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由于股票凭证印刷精美，飞乐音响成功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选中对象。随后便是邓小平将其赠送给了凡尔霖。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凡尔霖竟然亲自跑到上海进行股票过户，这一举动也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可见，该公司能够成为第一股颇具偶然性。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飞乐音响都顶着“第一只股票”的名头前行。

那张被赠送的股票，至今被装在一个精致的画框里，挂在墙上，陈列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里，1989年秦其斌赴美培训时，他站在这张股票前默默地注视了1分钟时间。

2000年，秦其斌退休，他很庆幸，至今还珍藏着最早一批飞乐音响股票中的一张，他说“最明显特征是董事长是我的名字而总经理一栏空着”。

六、后续——光辉不再

如今，第一股的光环正慢慢褪出，作为沪深两市一家普通上市公司，飞乐音响的大股东变更为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进入新千年后，飞乐音响相继收购了亚明灯泡厂等资产，主业逐渐调整为LED等绿色照明业务。目前，公司的核心业务为包括智能硬件产品、解决方案和检验检测三大板块,其中,智能硬件板块包括汽车照明、汽车电子电器、模块封装、芯片测试服务、精密金属零部件制造等业务。

2019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决定对上市公司飞乐音响作出行政处罚。之后自2020年8月起，多名飞乐音响的投资者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飞乐音响在发布的财务报表中虚增营业收入、虚增利润总额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处被告赔偿315名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3亿余元，人均获赔39万余元。

从过去的中国第一股到到如今的光辉不再，飞乐音响的经历让我们唏嘘不已，这也是中国证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滚滚长江东逝水，没有企业可以永远保持强大，愿今后的中国企业可以吸收经验，保持初心，努力成为值得大家尊敬的公司。